看到有幾位書友對此有疑惑，就稍微講一下。
首先第一點：古華夏文明從堯舜時代的禪讓，也就是現代常說的民主推舉，發展到世襲封建帝王製度，並不是一步到位，突然某一天就徹底轉變，而是循序漸進的。
禪讓製度，也就是民主推舉製度的盛行，是在堯、舜、禹時的部落聯盟領袖時期出現，並逐漸成為定製。
直到夏朝，華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個世襲製朝代。
問題的關鍵，也恰恰就在這裏。
夏朝成為世襲製朝代，並不是說夏朝一成立，就徹底推翻了堯、舜時期的禪讓製度，而是試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變，即：既然是禪讓，那君王臨死時，將帝位禪讓給自己的子嗣，究竟可不可行？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夏朝的統治者便對儲君的培養愈發看重——畢竟這個兒子，是要通過‘禪讓’繼承社稷的，就算無法成為舜、禹那樣不容置疑的‘天下最賢者’，也起碼得說得過去。
而夏之後，商、周，乃至於成立帝國的嬴秦，都是在此基礎上一點點推進，逐漸形成‘表麵上禪讓，實則是世襲’的帝位傳承製度。
也正是在這個‘任人以賢’的傳承製度作為內在邏輯之下，秦始皇駕崩之後，天下才會出現‘二世胡亥殘暴，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的輿論。
——為什麽？
因為按照禪讓製度‘任人以賢’的標準，傳聞中的扶蘇比二世胡亥賢明。
就算趙高、李斯沒有矯詔，始皇嬴政真的傳位給了胡亥，但從胡亥繼位之後的表現來看，依舊無法滿足禪讓製度‘任人以賢’的標準。
隻不過，堯舜禪讓畢竟已經過去了數千年，到了秦時，雖然‘禪讓’是理論上的帝王傳承規則，但實際上，世襲製度也已逐漸成為可意會、不可明說的潛規則；
再加上秦並非是新興王朝，而是從姬周諸侯國轉變成為王朝的統一政權，就更使得‘禪讓’的帝位傳承規則愈發搖搖欲墜，所以，為了堵上‘胡亥得立，乃始皇遺詔親定’的漏洞，便有了當世普遍以為的‘趙高、李斯矯詔，殺公子扶蘇’。
這樣一來，胡亥暴虐，就不可能是通過‘任人以賢’的禪讓製度得位；又趙高、李斯矯詔，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過‘任人唯親’的世襲製度得位。
結合以上兩條，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胡亥得位不正’的結論，為秦末義軍反抗嬴秦統治，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法理依據。
至於趙高、李斯究竟有沒有矯詔，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自己從未承認，也從未有人拿出過證據。
‘趙高李斯矯詔殺扶蘇，扶立二世胡亥’的說法，嚴格意義上，隻是當世人以‘任人以賢’的禪讓製度推演而出：扶蘇公子賢明仁義，胡亥暴虐，始皇肯定不會立胡亥，更不會留遺詔毒殺公子扶蘇，所以這肯定是趙高、李斯矯詔。
但實際上，如果以‘始皇真的想要讓胡亥繼承社稷’為前提，去倒推動機的話，始皇嬴政遺詔賜死扶蘇、蒙恬，在邏輯上是完全說的通的。
首先，始皇身前未立皇後；而沒有皇後，就意味著沒有嫡子。
按照周禮中所規定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傳承規則，沒有嫡子的始皇嬴政，更應該把皇位留給年紀最大的兒子。
根據當代可以查閱的史料，這個‘當立之長子’，便是公子扶蘇。
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蘇更為年少，甚至是始皇諸子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排行第十八。
這樣一來，始皇為了替兒子掃除障礙，臨死帶走理論上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公子扶蘇，是完全符合常理的。
從這個邏輯出發，甚至連胡亥登基之後大肆殘害手足，也完全說得通——作為嬴政最小的兒子，胡亥要想坐穩江山，確實是不得不將自己的哥哥們全都殺死。
或許這麽說有點奇怪，但舉個類似的例子，大家或許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了。
——景帝第十子劉徹，在景帝劉啟死後，同樣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讓比自己年長的哥哥們‘壽終正寢’，最典型的河間獻王劉德，更是被武帝劉徹一句‘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王自圖之’給活活嚇死。
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都曾因為年幼，忌憚‘非嫡非長，得位不正’的風論而殘害手足兄弟，同樣作為先皇幼子的胡亥，似乎也沒有不這麽做的道理。
迴到正題：始皇嬴政駕崩之後，天下因‘禪讓製度’這層尚未被完全撕爛的遮羞布，而引發出了‘當立者乃公子扶蘇’‘趙高李斯矯詔扶立胡亥’的輿論，那麽到了漢朝，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從史料記載，我們就不難發信啊：秦之後，劉漢興起於百廢待興的廢墟之中；
其一應律法規章、禮法製度，便被當代曆史研究者概述為：漢承秦製、周禮。
說得再簡單點：除了嘴上罵秦‘殘虐無道’之外，劉漢的法律條令、規章製度，基本都是沿用前朝，也就是嬴秦。
甚至就連《漢律》，都是漢相蕭何在《秦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補，便原封不動的成為了漢室的核心司法依據。
光從‘漢承秦製’，以及‘秦二世而亡，隨後漢立’這極為短暫的時間間隔，我們也不難得出結論：到了漢室，起碼在漢初，皇位的傳承製度，應該依舊是表麵上披著一層禪讓的遮羞布，實際上卻是禪讓給儲君太子。
但相較於秦，漢時的皇位傳承規則，朝著‘世襲’的方向更近了一部。
這一點，我們從史料記載中，高祖劉邦意圖廢長立幼之時，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長’的世襲準則為勸諫，便可以看出。
而從百官同時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廟’來看，以‘任人唯賢’為準則的禪讓製度，依舊在漢初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
那麽，這種情況，是到什麽時候結束的呢？
究竟從什麽時候開始，華夏帝王開始丟開‘我是因為賢明才繼承皇位’的遮羞布，轉而直接承認‘我就是因為我爸才繼承皇位’呢？
關於這一點，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禪讓’製度徹底退出曆史舞台，是以漢武帝劉徹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鴻遍野，甚至出現農民起義的征兆時，漢武帝劉徹頒發罪己詔作為標誌。
武帝罪己詔，除了使得當時蠢蠢欲動，隨時可能陷入亂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來外，還有許多重要的政治意義。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一舉動，徹底撕碎了‘天子因賢明而得立’的遮羞布，從而間接宣告了‘任人以賢’為準則禪讓製度，徹底退出曆史舞台；華夏封建政權的傳承，開始由內而外、全方麵無死角的完全以世襲為準則。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話來說，就是：堯舜之時，大家是真的禪讓，所以犯錯沒關係，認錯也沒關係，大不了把地位禪讓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禪讓。
而在堯舜之後，一直到漢武帝罪己詔之前，大家都是從‘真的禪讓’，一點點朝著‘隻世襲，不禪讓’的方向挪動，經過數千年的循序漸進，最終在武帝罪己詔之後，正式抵達‘隻世襲，不禪讓’的彼岸。
在這個逐漸轉變的過程中，也有幾個極具標誌性以及時代意義的典故，為這個轉變過程猛踩了幾腳油門。
——成王幼，周公姬旦攝政，得天下共舉，仍還政與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舊不曾有絲毫邪念，尊尊教誨康王成人，而後還政。
有了這兩件‘明明可以通過禪讓得到皇位，卻選擇維護世襲而放棄皇位’的著名按理，禪讓製度才徹底淪為表麵功夫。
從另外幾件事，我們也能看出：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詔之後，‘禪讓’製度，也依舊發揮了一段時間的曆史慣性。
如西漢末年，王莽便是通過‘禪讓’，得以成立新朝；隻不過最終，被中興漢室的劉秀推翻。
又比如東漢末年，三國時期，魏王曹操薨故之後，其子曹丕也同樣是通過‘禪讓’的方式，從漢獻帝劉協手中接過了皇位；隻不過最終，被司馬家摘了桃子，魏亡而晉興。
從這兩例‘通過禪讓得位，最終又都失去皇位’的事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在武帝罪己詔之後，禪讓製度雖然還倚靠曆史慣性發揮著影響力，但早就已經沒有了實際施行的基礎，也早已不被普世價值認可。
最後，就是這位讀者提的最後一個問題：既然皇帝不能認錯，那武帝發罪己詔，豈不應該威儀大損嗎？
可實際上，武帝頒罪己詔，不是受人讚揚的事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武帝罪己詔，之所以沒有‘威儀大損’，幾乎可以完全解釋為‘乃族之蔭’。
誠然，作為青史留名的‘武皇帝’，世宗劉徹的武功，堪稱是青史含有。
但作為客觀的曆史研究者，或者說是愛好者，我不得不承認的是：相較於武功，武帝劉徹的文治，幾乎可以用‘不肖父祖’來形容。
在劉徹之前的文帝、景帝時期，天下輕徭薄稅，生民安樂，漢室的稅率更是從高祖劉邦時的十五稅一，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稅一的超低稅率。
——三十稅一，就是百分之三點三，比現代儲蓄利息還低一些，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了。
但在劉徹繼位之後，短短二十年間，經過整個文景之治積累下來的府庫，便被武帝劉徹敗了個一幹二淨。
這些錢，莫非都用在了對匈奴的征討之上？
從史料來看，顯然不是。
——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積攢下來，用於漢匈決戰的老本，被武帝劉徹盡數用在了大興土木、興建宮闕，以及封禪、巡遊、享樂之上。
而與匈奴決戰的軍費，則都以苛捐雜稅的形式，全部壓在了天下百姓的頭上。
也正是因此，在衛、霍兩位天之驕子相繼離世之後，原本對北討匈奴持有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逐漸從‘聞戰則喜’，轉變成了‘聞戰則惱’的態度，最終，為了繼續維持對外征討，武帝劉徹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況下，甚至不得已推出了‘武功勳’這樣的補丁製度。
而武帝劉徹這麽折騰大半輩子之後，之所以依舊成為了漢世宗孝武皇帝，而不是漢煬帝，主要就是以下兩點原因。
一、相較於屢戰屢敗的楊廣，武帝劉徹對匈奴的征討，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
二、劉徹的祖父，是劉恆。
甚至比起前一點，後麵這一點發揮了更主要的作用。
或許有讀者不清楚：漢太宗孝文皇帝劉恆，其在位時期的威望、民望，可以說是遠超高祖劉邦，直逼神話中的三皇五帝的。
乃至於到了西漢末年，起義軍打入長安，都沒敢對這位‘在世聖人’的陵寢有絲毫不恭。
所以，武帝劉徹的罪己詔，之所以沒有引發太過劇烈的政治動蕩，一來，是天下人的心中，多少念著武帝劉徹北伐匈奴，讓天下漢人直起了脊梁骨，也曾用繳獲的牛羊，讓天下漢人過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
再有，便是大家再不滿，也終是在心裏無奈的搖了搖頭：畢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孫兒，看在太宗皇帝過去的好，就算了吧。
畢竟人家天子之身，還甩下臉道歉了，還能怎麽辦呢？
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脈，再壞，又能壞到哪兒去呢？
與武帝劉徹所在的時代背景所不同：文中，劉邦作為開國皇帝，天然肩負著‘為社稷立本’‘為後世之君樹立榜樣’‘為劉漢法統無限加持光環’的使命。
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後，劉邦還曾通過‘赤帝子’的傳說，通過神話自己的方式，來加固劉漢的法統。
在開國皇帝的身份、由神話加持的法統，以及亂世方止，甚至還沒完全結束的時代背景等因素之下，赤帝之子，是絕對不會‘犯錯’，也絕對不能認錯的。
今日兩更，這張不算，大家稍安勿躁。
首先第一點：古華夏文明從堯舜時代的禪讓，也就是現代常說的民主推舉，發展到世襲封建帝王製度，並不是一步到位，突然某一天就徹底轉變，而是循序漸進的。
禪讓製度，也就是民主推舉製度的盛行，是在堯、舜、禹時的部落聯盟領袖時期出現，並逐漸成為定製。
直到夏朝，華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個世襲製朝代。
問題的關鍵，也恰恰就在這裏。
夏朝成為世襲製朝代，並不是說夏朝一成立，就徹底推翻了堯、舜時期的禪讓製度，而是試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變，即：既然是禪讓，那君王臨死時，將帝位禪讓給自己的子嗣，究竟可不可行？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夏朝的統治者便對儲君的培養愈發看重——畢竟這個兒子，是要通過‘禪讓’繼承社稷的，就算無法成為舜、禹那樣不容置疑的‘天下最賢者’，也起碼得說得過去。
而夏之後，商、周，乃至於成立帝國的嬴秦，都是在此基礎上一點點推進，逐漸形成‘表麵上禪讓，實則是世襲’的帝位傳承製度。
也正是在這個‘任人以賢’的傳承製度作為內在邏輯之下，秦始皇駕崩之後，天下才會出現‘二世胡亥殘暴，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的輿論。
——為什麽？
因為按照禪讓製度‘任人以賢’的標準，傳聞中的扶蘇比二世胡亥賢明。
就算趙高、李斯沒有矯詔，始皇嬴政真的傳位給了胡亥，但從胡亥繼位之後的表現來看，依舊無法滿足禪讓製度‘任人以賢’的標準。
隻不過，堯舜禪讓畢竟已經過去了數千年，到了秦時，雖然‘禪讓’是理論上的帝王傳承規則，但實際上，世襲製度也已逐漸成為可意會、不可明說的潛規則；
再加上秦並非是新興王朝，而是從姬周諸侯國轉變成為王朝的統一政權，就更使得‘禪讓’的帝位傳承規則愈發搖搖欲墜，所以，為了堵上‘胡亥得立，乃始皇遺詔親定’的漏洞，便有了當世普遍以為的‘趙高、李斯矯詔，殺公子扶蘇’。
這樣一來，胡亥暴虐，就不可能是通過‘任人以賢’的禪讓製度得位；又趙高、李斯矯詔，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過‘任人唯親’的世襲製度得位。
結合以上兩條，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胡亥得位不正’的結論，為秦末義軍反抗嬴秦統治，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法理依據。
至於趙高、李斯究竟有沒有矯詔，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自己從未承認，也從未有人拿出過證據。
‘趙高李斯矯詔殺扶蘇，扶立二世胡亥’的說法，嚴格意義上，隻是當世人以‘任人以賢’的禪讓製度推演而出：扶蘇公子賢明仁義，胡亥暴虐，始皇肯定不會立胡亥，更不會留遺詔毒殺公子扶蘇，所以這肯定是趙高、李斯矯詔。
但實際上，如果以‘始皇真的想要讓胡亥繼承社稷’為前提，去倒推動機的話，始皇嬴政遺詔賜死扶蘇、蒙恬，在邏輯上是完全說的通的。
首先，始皇身前未立皇後；而沒有皇後，就意味著沒有嫡子。
按照周禮中所規定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傳承規則，沒有嫡子的始皇嬴政，更應該把皇位留給年紀最大的兒子。
根據當代可以查閱的史料，這個‘當立之長子’，便是公子扶蘇。
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蘇更為年少，甚至是始皇諸子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排行第十八。
這樣一來，始皇為了替兒子掃除障礙，臨死帶走理論上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公子扶蘇，是完全符合常理的。
從這個邏輯出發，甚至連胡亥登基之後大肆殘害手足，也完全說得通——作為嬴政最小的兒子，胡亥要想坐穩江山，確實是不得不將自己的哥哥們全都殺死。
或許這麽說有點奇怪，但舉個類似的例子，大家或許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了。
——景帝第十子劉徹，在景帝劉啟死後，同樣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讓比自己年長的哥哥們‘壽終正寢’，最典型的河間獻王劉德，更是被武帝劉徹一句‘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王自圖之’給活活嚇死。
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都曾因為年幼，忌憚‘非嫡非長，得位不正’的風論而殘害手足兄弟，同樣作為先皇幼子的胡亥，似乎也沒有不這麽做的道理。
迴到正題：始皇嬴政駕崩之後，天下因‘禪讓製度’這層尚未被完全撕爛的遮羞布，而引發出了‘當立者乃公子扶蘇’‘趙高李斯矯詔扶立胡亥’的輿論，那麽到了漢朝，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從史料記載，我們就不難發信啊：秦之後，劉漢興起於百廢待興的廢墟之中；
其一應律法規章、禮法製度，便被當代曆史研究者概述為：漢承秦製、周禮。
說得再簡單點：除了嘴上罵秦‘殘虐無道’之外，劉漢的法律條令、規章製度，基本都是沿用前朝，也就是嬴秦。
甚至就連《漢律》，都是漢相蕭何在《秦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補，便原封不動的成為了漢室的核心司法依據。
光從‘漢承秦製’，以及‘秦二世而亡，隨後漢立’這極為短暫的時間間隔，我們也不難得出結論：到了漢室，起碼在漢初，皇位的傳承製度，應該依舊是表麵上披著一層禪讓的遮羞布，實際上卻是禪讓給儲君太子。
但相較於秦，漢時的皇位傳承規則，朝著‘世襲’的方向更近了一部。
這一點，我們從史料記載中，高祖劉邦意圖廢長立幼之時，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長’的世襲準則為勸諫，便可以看出。
而從百官同時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廟’來看，以‘任人唯賢’為準則的禪讓製度，依舊在漢初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
那麽，這種情況，是到什麽時候結束的呢？
究竟從什麽時候開始，華夏帝王開始丟開‘我是因為賢明才繼承皇位’的遮羞布，轉而直接承認‘我就是因為我爸才繼承皇位’呢？
關於這一點，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禪讓’製度徹底退出曆史舞台，是以漢武帝劉徹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鴻遍野，甚至出現農民起義的征兆時，漢武帝劉徹頒發罪己詔作為標誌。
武帝罪己詔，除了使得當時蠢蠢欲動，隨時可能陷入亂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來外，還有許多重要的政治意義。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一舉動，徹底撕碎了‘天子因賢明而得立’的遮羞布，從而間接宣告了‘任人以賢’為準則禪讓製度，徹底退出曆史舞台；華夏封建政權的傳承，開始由內而外、全方麵無死角的完全以世襲為準則。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話來說，就是：堯舜之時，大家是真的禪讓，所以犯錯沒關係，認錯也沒關係，大不了把地位禪讓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禪讓。
而在堯舜之後，一直到漢武帝罪己詔之前，大家都是從‘真的禪讓’，一點點朝著‘隻世襲，不禪讓’的方向挪動，經過數千年的循序漸進，最終在武帝罪己詔之後，正式抵達‘隻世襲，不禪讓’的彼岸。
在這個逐漸轉變的過程中，也有幾個極具標誌性以及時代意義的典故，為這個轉變過程猛踩了幾腳油門。
——成王幼，周公姬旦攝政，得天下共舉，仍還政與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舊不曾有絲毫邪念，尊尊教誨康王成人，而後還政。
有了這兩件‘明明可以通過禪讓得到皇位，卻選擇維護世襲而放棄皇位’的著名按理，禪讓製度才徹底淪為表麵功夫。
從另外幾件事，我們也能看出：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詔之後，‘禪讓’製度，也依舊發揮了一段時間的曆史慣性。
如西漢末年，王莽便是通過‘禪讓’，得以成立新朝；隻不過最終，被中興漢室的劉秀推翻。
又比如東漢末年，三國時期，魏王曹操薨故之後，其子曹丕也同樣是通過‘禪讓’的方式，從漢獻帝劉協手中接過了皇位；隻不過最終，被司馬家摘了桃子，魏亡而晉興。
從這兩例‘通過禪讓得位，最終又都失去皇位’的事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在武帝罪己詔之後，禪讓製度雖然還倚靠曆史慣性發揮著影響力，但早就已經沒有了實際施行的基礎，也早已不被普世價值認可。
最後，就是這位讀者提的最後一個問題：既然皇帝不能認錯，那武帝發罪己詔，豈不應該威儀大損嗎？
可實際上，武帝頒罪己詔，不是受人讚揚的事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武帝罪己詔，之所以沒有‘威儀大損’，幾乎可以完全解釋為‘乃族之蔭’。
誠然，作為青史留名的‘武皇帝’，世宗劉徹的武功，堪稱是青史含有。
但作為客觀的曆史研究者，或者說是愛好者，我不得不承認的是：相較於武功，武帝劉徹的文治，幾乎可以用‘不肖父祖’來形容。
在劉徹之前的文帝、景帝時期，天下輕徭薄稅，生民安樂，漢室的稅率更是從高祖劉邦時的十五稅一，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稅一的超低稅率。
——三十稅一，就是百分之三點三，比現代儲蓄利息還低一些，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了。
但在劉徹繼位之後，短短二十年間，經過整個文景之治積累下來的府庫，便被武帝劉徹敗了個一幹二淨。
這些錢，莫非都用在了對匈奴的征討之上？
從史料來看，顯然不是。
——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積攢下來，用於漢匈決戰的老本，被武帝劉徹盡數用在了大興土木、興建宮闕，以及封禪、巡遊、享樂之上。
而與匈奴決戰的軍費，則都以苛捐雜稅的形式，全部壓在了天下百姓的頭上。
也正是因此，在衛、霍兩位天之驕子相繼離世之後，原本對北討匈奴持有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逐漸從‘聞戰則喜’，轉變成了‘聞戰則惱’的態度，最終，為了繼續維持對外征討，武帝劉徹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況下，甚至不得已推出了‘武功勳’這樣的補丁製度。
而武帝劉徹這麽折騰大半輩子之後，之所以依舊成為了漢世宗孝武皇帝，而不是漢煬帝，主要就是以下兩點原因。
一、相較於屢戰屢敗的楊廣，武帝劉徹對匈奴的征討，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
二、劉徹的祖父，是劉恆。
甚至比起前一點，後麵這一點發揮了更主要的作用。
或許有讀者不清楚：漢太宗孝文皇帝劉恆，其在位時期的威望、民望，可以說是遠超高祖劉邦，直逼神話中的三皇五帝的。
乃至於到了西漢末年，起義軍打入長安，都沒敢對這位‘在世聖人’的陵寢有絲毫不恭。
所以，武帝劉徹的罪己詔，之所以沒有引發太過劇烈的政治動蕩，一來，是天下人的心中，多少念著武帝劉徹北伐匈奴，讓天下漢人直起了脊梁骨，也曾用繳獲的牛羊，讓天下漢人過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
再有，便是大家再不滿，也終是在心裏無奈的搖了搖頭：畢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孫兒，看在太宗皇帝過去的好，就算了吧。
畢竟人家天子之身，還甩下臉道歉了，還能怎麽辦呢？
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脈，再壞，又能壞到哪兒去呢？
與武帝劉徹所在的時代背景所不同：文中，劉邦作為開國皇帝，天然肩負著‘為社稷立本’‘為後世之君樹立榜樣’‘為劉漢法統無限加持光環’的使命。
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後，劉邦還曾通過‘赤帝子’的傳說，通過神話自己的方式，來加固劉漢的法統。
在開國皇帝的身份、由神話加持的法統，以及亂世方止，甚至還沒完全結束的時代背景等因素之下，赤帝之子，是絕對不會‘犯錯’，也絕對不能認錯的。
今日兩更，這張不算，大家稍安勿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