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對魏國的經濟模式詐騙?
朕忙著一統，沒心思做舔狗 作者：畫淩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果然，商業買賣都蘊含著預期這個概念。
沈彬繼續解釋：“以前佃戶除了在地主家裏種地，還需要做許多其他的事情，甚至代替地主服徭役，佃戶一家人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其他事情的。”
“現在，這些佃戶都買了地，他們除了有了自己的田以外，再也不用在地主家做其他事情了。一戶人家，農閑的時候，有充足的時間出來務工。”
沈彬解釋的非常清楚。
“陛下您剛才看到的那些工人，不少都是江寧周邊的人。”
“那他們豈不是忙完這個冬天，就要迴去種地了？”
“是的。”
“那春季各工廠豈不是缺人？”一邊的劉文靜忍不住問道。
“不會缺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田，這兩年三鎮遭遇兵亂，南下了不少流民，在那塊公示欄前麵的就是流民。公示牌旁邊有江寧府安排的吏員，在一個個登記。”
“為那些流民安排工作？”劉文靜詫異道。
“是的，流民是一個麻煩群體，他們南下沒有田，有的拖家帶口，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會引發混亂。實際上，從前年開始，江寧府就開始給流民找工作，隻不過當時工廠和作坊並不多。這兩年，隨著新的商業政策逐漸落下去，股份製商社成立後，民間商社遍地開花，對工人的需求快速增加。”
沈彬有條不紊地說著。
“據上個月江寧府的統計，太康五年一共有3342戶流民登記在冊，太康六年有2356戶，到了太康七年，截止到上個月，今年有1031戶。前後一共有6729戶進入江寧，假設每戶出一人出來務工，也有6729人。一個中型紡織廠有50人，這些流民足夠滿足江寧120個紡織廠的用人要求。”
“另外，等到了春耕的季節，婦女是可以繼續在紡織廠務工的，可能像船塢、冶鐵坊、伐木場等需要男子的工廠，人數會減少。”
李彥說道：“這些事，交給市場自己去調節，任何認為可以通過計算清楚並幹預市場的行為，不但不會有幫助，反而會把局麵搞砸。”
“臣知道，陛下在《國家市場經濟》裏提到了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沈彬說道，“官府製定了股份製商社的規則、勞務契約法，以及收集了流民。”
“臣有一點不太明白。”劉文靜說道，“既然眼下就遇到了問題，官府可以解決問題，為何不解決，而是交給市場？”
“官府如何解決？”李彥道，“春耕時期，工廠減少，唯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加人，從哪裏加人？強行引導農民迴工廠嗎？那春耕不要了？”
“工廠賺的錢更多嘛。”劉文靜嗬嗬苦笑道。
“工廠賺的錢的確更多，但工廠能夠運轉的基礎是市麵上糧價穩定，強行幹預使農民迴到工廠，的確解決了短期問題，可今年夏秋的收成必然受到影響。即便官府有儲備糧可以調節糧價，那明年呢？或者萬一某個州又遇到與今年荊州一樣的情況，該如何？”
李彥思路非常清晰。
“又或者，魏國突然撕毀合約，跟我們打仗，儲備糧卻用了一大半，該如何？”
“陛下說得對，臣對這方麵的確不太了解。不過天樞司打探到，魏國自從建立了織造司，使用了新式紡織機後，禁止民間使用，一切利潤都進入了魏國官府那裏。”
“那種利出一孔的方式，能短時間內快速幫助魏崇延積累財富，但很快就會出現問題的。”李彥笑了笑，“魏崇延必然已經看過朕的書，朕猜測，他對朕在書裏寫的，人為主導市場，會引發危機，表示不屑，甚至懷疑朕是故意讓他看到，誤導他！”
“那是誤導嗎？”劉文靜問道。
“當然不是，朕在裏麵寫的每一點，都是經曆嚴格推敲的，朕的宗旨是向大夏內部普及商業知識。但這世間，向來是立場決定行為。魏崇延怎麽會舍得把如此大的好處，交給民間呢？”
劉文靜聽得似懂非懂，沈彬卻很懂，因為他是商人出身。
同時，沈彬很震驚皇帝對商業的認知竟如此之深。
李彥自然知道，毛熊的模式是絕對行不通的，毛熊那種模式，在最初可以集中堆積資源來完成量上的增長。
但實際上，那種模式有許多致命的缺陷。
第一、生產和經營產生利潤。
第二、權力控製生產和經營，必然會從生產和經營兩個部分去暗箱操作，獲取利益。
資本並不可怕，畢竟通過嚴格執行律法，能夠一定程度上製約資本家。
但如果權力主導了資本，那就非常恐怖了。
權力將滲透到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而權力者無法知曉巨大的市場需求，便會將資源過度傾斜到他自認為的領域。
這就是毛熊解體的時候，坦克換罐頭的根本原因。
李彥寫的《國家市場經濟》更偏向於亞當斯密、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結合。
這三個人，分別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定者，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定者，新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
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更偏向於經濟領域，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有看不見的手，官方不需要去幹涉，交給市場自我調節就是人類最有的經濟模式。
這個理論是在18世紀《國富論》裏提出來的，當時人類恰逢第一次工業革命，全球市場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打開，人類對商業理論的宏觀認知有限。
《國富論》無疑為當時的人類經濟打開了一盞明燈。
但之所以說它是古典自由主義，是因為它認為自由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可隨之而來的是壟斷，以及歐洲各國利益分配不均，在民族主義下誕生的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後，人類開始反思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經濟不能放縱。
於是凱恩斯無疑成了戰後世界經濟舞台那顆最耀眼的明星。
因為二戰之前羅斯福新政，幾乎是凱恩斯主義的實踐者。
但是，在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後，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開始配合全球化浪潮，主導世界格局。
新自由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最大的區別是，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有一定的邊界的，放任自由是對自由最大的傷害。
那麽，如今的大夏更適合哪個理論呢？
或者說更偏重於哪個理論？
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理論！
為什麽？
沈彬繼續解釋：“以前佃戶除了在地主家裏種地，還需要做許多其他的事情，甚至代替地主服徭役，佃戶一家人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其他事情的。”
“現在，這些佃戶都買了地，他們除了有了自己的田以外，再也不用在地主家做其他事情了。一戶人家，農閑的時候，有充足的時間出來務工。”
沈彬解釋的非常清楚。
“陛下您剛才看到的那些工人，不少都是江寧周邊的人。”
“那他們豈不是忙完這個冬天，就要迴去種地了？”
“是的。”
“那春季各工廠豈不是缺人？”一邊的劉文靜忍不住問道。
“不會缺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田，這兩年三鎮遭遇兵亂，南下了不少流民，在那塊公示欄前麵的就是流民。公示牌旁邊有江寧府安排的吏員，在一個個登記。”
“為那些流民安排工作？”劉文靜詫異道。
“是的，流民是一個麻煩群體，他們南下沒有田，有的拖家帶口，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會引發混亂。實際上，從前年開始，江寧府就開始給流民找工作，隻不過當時工廠和作坊並不多。這兩年，隨著新的商業政策逐漸落下去，股份製商社成立後，民間商社遍地開花，對工人的需求快速增加。”
沈彬有條不紊地說著。
“據上個月江寧府的統計，太康五年一共有3342戶流民登記在冊，太康六年有2356戶，到了太康七年，截止到上個月，今年有1031戶。前後一共有6729戶進入江寧，假設每戶出一人出來務工，也有6729人。一個中型紡織廠有50人，這些流民足夠滿足江寧120個紡織廠的用人要求。”
“另外，等到了春耕的季節，婦女是可以繼續在紡織廠務工的，可能像船塢、冶鐵坊、伐木場等需要男子的工廠，人數會減少。”
李彥說道：“這些事，交給市場自己去調節，任何認為可以通過計算清楚並幹預市場的行為，不但不會有幫助，反而會把局麵搞砸。”
“臣知道，陛下在《國家市場經濟》裏提到了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沈彬說道，“官府製定了股份製商社的規則、勞務契約法，以及收集了流民。”
“臣有一點不太明白。”劉文靜說道，“既然眼下就遇到了問題，官府可以解決問題，為何不解決，而是交給市場？”
“官府如何解決？”李彥道，“春耕時期，工廠減少，唯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加人，從哪裏加人？強行引導農民迴工廠嗎？那春耕不要了？”
“工廠賺的錢更多嘛。”劉文靜嗬嗬苦笑道。
“工廠賺的錢的確更多，但工廠能夠運轉的基礎是市麵上糧價穩定，強行幹預使農民迴到工廠，的確解決了短期問題，可今年夏秋的收成必然受到影響。即便官府有儲備糧可以調節糧價，那明年呢？或者萬一某個州又遇到與今年荊州一樣的情況，該如何？”
李彥思路非常清晰。
“又或者，魏國突然撕毀合約，跟我們打仗，儲備糧卻用了一大半，該如何？”
“陛下說得對，臣對這方麵的確不太了解。不過天樞司打探到，魏國自從建立了織造司，使用了新式紡織機後，禁止民間使用，一切利潤都進入了魏國官府那裏。”
“那種利出一孔的方式，能短時間內快速幫助魏崇延積累財富，但很快就會出現問題的。”李彥笑了笑，“魏崇延必然已經看過朕的書，朕猜測，他對朕在書裏寫的，人為主導市場，會引發危機，表示不屑，甚至懷疑朕是故意讓他看到，誤導他！”
“那是誤導嗎？”劉文靜問道。
“當然不是，朕在裏麵寫的每一點，都是經曆嚴格推敲的，朕的宗旨是向大夏內部普及商業知識。但這世間，向來是立場決定行為。魏崇延怎麽會舍得把如此大的好處，交給民間呢？”
劉文靜聽得似懂非懂，沈彬卻很懂，因為他是商人出身。
同時，沈彬很震驚皇帝對商業的認知竟如此之深。
李彥自然知道，毛熊的模式是絕對行不通的，毛熊那種模式，在最初可以集中堆積資源來完成量上的增長。
但實際上，那種模式有許多致命的缺陷。
第一、生產和經營產生利潤。
第二、權力控製生產和經營，必然會從生產和經營兩個部分去暗箱操作，獲取利益。
資本並不可怕，畢竟通過嚴格執行律法，能夠一定程度上製約資本家。
但如果權力主導了資本，那就非常恐怖了。
權力將滲透到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而權力者無法知曉巨大的市場需求，便會將資源過度傾斜到他自認為的領域。
這就是毛熊解體的時候，坦克換罐頭的根本原因。
李彥寫的《國家市場經濟》更偏向於亞當斯密、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結合。
這三個人，分別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定者，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定者，新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
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更偏向於經濟領域，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有看不見的手，官方不需要去幹涉，交給市場自我調節就是人類最有的經濟模式。
這個理論是在18世紀《國富論》裏提出來的，當時人類恰逢第一次工業革命，全球市場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打開，人類對商業理論的宏觀認知有限。
《國富論》無疑為當時的人類經濟打開了一盞明燈。
但之所以說它是古典自由主義，是因為它認為自由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可隨之而來的是壟斷，以及歐洲各國利益分配不均，在民族主義下誕生的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後，人類開始反思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經濟不能放縱。
於是凱恩斯無疑成了戰後世界經濟舞台那顆最耀眼的明星。
因為二戰之前羅斯福新政，幾乎是凱恩斯主義的實踐者。
但是，在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後，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開始配合全球化浪潮，主導世界格局。
新自由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最大的區別是，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有一定的邊界的，放任自由是對自由最大的傷害。
那麽，如今的大夏更適合哪個理論呢？
或者說更偏重於哪個理論？
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理論！
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