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來看看曆朝的稅率
天幕出現：皇帝怒喊欺天啦！ 作者：唯唯而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而明朝的財政危機一直被學術界認為是主導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但是明朝的稅收率很低，在我國古代王朝裏，明朝的稅收是最低的，若說愛民如子，談空話是不行的，得講實際，老朱在這稅率這方麵定的確實很低，但稅率不是財政危機的主導原因。
我國賦稅始於夏代，“夏後氏五十而貢”。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並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夏稅也就是百分之十。
西周實行井田製，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但隻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準轉讓和買賣。
國家將方裏土地按井字形劃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餘八區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獲全部繳給領主。
西周時期的稅收也是約百分之十左右。
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初稅畝是我國古代賦稅製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廢除了按勞力計征的力役地租製，確立了以田畝計征的實物地租製。
《春秋》載：“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覆其餘畝，複十收其一”，也就是十分之二，是井田製的兩倍。
當然，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伐交頻繁，征稅自然也很高。
秦朝的稅收更是重量級。
《漢書·食貨誌上》：“收泰半之賦。”顏師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三分之二啊，太狠了！
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
咱們也不知道秦朝的這個稅收是不是後來人抹黑的，如果是真的，那麽秦朝確實被推翻是活該的。
漢朝時期，國家把農民編為戶籍，作為征收賦稅徭役的根據。
農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受者，農民的賦稅有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
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是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複到三十稅一。
總的來說，兩漢時期，國家的稅收率是百分之八左右，相較於之前的幾個朝代降低了不少。
唐朝的租庸調稅製是對唐朝以前我國兩千多年來各朝代所實行的實物稅的總結。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麻，稱作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稱作庸（服役發展為可納絹代役）。
租庸調製是以均田製的推行為前提的，均田製規定每個成丁的農民都受田一百畝，因此國家征收租庸調時隻問丁身，不問財產。（以上按人丁為主，以下以田畝為主）
均田製後遭破壞，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始改行兩稅法。
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額，向當地人民征收。
兩稅法變租庸調以人丁為征收賦稅標準的原則為以財產、主要是土地為征收標準的原則，合並為戶稅和地稅。（征稅時間逐漸固定）
宋仍沿襲唐兩稅法，王安石實行方田均稅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稅負原則。
兩稅稅率以每畝1鬥為基準，約為十五稅一。
大唐有多興盛我們是知道的，大宋有多富裕我們也是知道的，但唐宋時期的稅率卻不到百分之七，相較於漢朝更低。
宋朝之後的蒙古人建立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但總體來說，稅率依然保持在不足百分之七左右，算是承接唐宋。
明代的稅賦是曆史上最低的，大約四十稅一～三十稅一。
明代初行兩稅法，自張居正改革後實行新政，進行了我國古代賦役製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但沒能徹底實行，主要原因還是張居正死後新政崩斷了。
而明朝的稅率保持在不足百分之四。
清初則繼承明製，繼續實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但丁銀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
雍正皇帝即位後，大力推行雍正新政，實行“攤丁入畝”。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征收丁稅的固定丁稅總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第二步實行地丁合一，將丁銀攤入田畝，征收統一的地丁銀。
“攤丁入畝”的實行完成了賦役合並，取消了征稅的雙重標準。
人頭稅基本廢除。
但清朝的總體稅率和唐宋期間一樣，在百分之七左右。
我們話歸原題，繼續來說推動明朝改革的原因之財政。
明中期後，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
洪武年間，夏秋二稅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
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萬石，麥462萬餘石。
嘉靖後，稅收更降到米1822萬餘石，麥462萬餘石。
但政府的支出卻與日俱增。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設餉，而導致軍費大增。
據戶部統計，嘉靖三十年，各邊餉銀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
而正稅、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
據戶部統計，隆慶元年底，太倉僅存銀130萬兩，而應支官軍俸銀135萬、邊餉銀236萬、補發年例銀182萬，三項通計總支出銀需553萬兩。
以當時的現銀當之，隻夠3個月的開支。
京倉存糧，也隻是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
這就使明王朝的財政拮據到了可怕的地步。】
“明朝皇帝沒有錢了，難道不會加高稅率嗎？”司馬衷麵露聰明的樣子，道：“他們的皇帝隻要把稅征到和我大晉一樣不就可以了嗎？”
“我大晉朝的稅收也很合理，天下安康。”
奉天殿內。
“瞻基啊，你以後無論如何都不要廢除掉大明的海貿啊！”朱棣語重心長的道：“你現在也不小了，朕是時候讓你看看我大明每年寶船出海的來往賬本了！”
朱瞻基目光炯炯，這可是皇家最大的秘密了，爺爺當真讓自己看？
“後麵的皇明子孫活得太窮了啊！難怪天幕上說這崇禎皇帝連自己內庫裏都掏不出錢來。”
但是明朝的稅收率很低，在我國古代王朝裏，明朝的稅收是最低的，若說愛民如子，談空話是不行的，得講實際，老朱在這稅率這方麵定的確實很低，但稅率不是財政危機的主導原因。
我國賦稅始於夏代，“夏後氏五十而貢”。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並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夏稅也就是百分之十。
西周實行井田製，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但隻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準轉讓和買賣。
國家將方裏土地按井字形劃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餘八區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獲全部繳給領主。
西周時期的稅收也是約百分之十左右。
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初稅畝是我國古代賦稅製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廢除了按勞力計征的力役地租製，確立了以田畝計征的實物地租製。
《春秋》載：“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覆其餘畝，複十收其一”，也就是十分之二，是井田製的兩倍。
當然，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伐交頻繁，征稅自然也很高。
秦朝的稅收更是重量級。
《漢書·食貨誌上》：“收泰半之賦。”顏師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三分之二啊，太狠了！
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
咱們也不知道秦朝的這個稅收是不是後來人抹黑的，如果是真的，那麽秦朝確實被推翻是活該的。
漢朝時期，國家把農民編為戶籍，作為征收賦稅徭役的根據。
農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受者，農民的賦稅有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
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是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複到三十稅一。
總的來說，兩漢時期，國家的稅收率是百分之八左右，相較於之前的幾個朝代降低了不少。
唐朝的租庸調稅製是對唐朝以前我國兩千多年來各朝代所實行的實物稅的總結。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麻，稱作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稱作庸（服役發展為可納絹代役）。
租庸調製是以均田製的推行為前提的，均田製規定每個成丁的農民都受田一百畝，因此國家征收租庸調時隻問丁身，不問財產。（以上按人丁為主，以下以田畝為主）
均田製後遭破壞，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始改行兩稅法。
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額，向當地人民征收。
兩稅法變租庸調以人丁為征收賦稅標準的原則為以財產、主要是土地為征收標準的原則，合並為戶稅和地稅。（征稅時間逐漸固定）
宋仍沿襲唐兩稅法，王安石實行方田均稅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稅負原則。
兩稅稅率以每畝1鬥為基準，約為十五稅一。
大唐有多興盛我們是知道的，大宋有多富裕我們也是知道的，但唐宋時期的稅率卻不到百分之七，相較於漢朝更低。
宋朝之後的蒙古人建立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但總體來說，稅率依然保持在不足百分之七左右，算是承接唐宋。
明代的稅賦是曆史上最低的，大約四十稅一～三十稅一。
明代初行兩稅法，自張居正改革後實行新政，進行了我國古代賦役製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但沒能徹底實行，主要原因還是張居正死後新政崩斷了。
而明朝的稅率保持在不足百分之四。
清初則繼承明製，繼續實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但丁銀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
雍正皇帝即位後，大力推行雍正新政，實行“攤丁入畝”。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征收丁稅的固定丁稅總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第二步實行地丁合一，將丁銀攤入田畝，征收統一的地丁銀。
“攤丁入畝”的實行完成了賦役合並，取消了征稅的雙重標準。
人頭稅基本廢除。
但清朝的總體稅率和唐宋期間一樣，在百分之七左右。
我們話歸原題，繼續來說推動明朝改革的原因之財政。
明中期後，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
洪武年間，夏秋二稅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
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萬石，麥462萬餘石。
嘉靖後，稅收更降到米1822萬餘石，麥462萬餘石。
但政府的支出卻與日俱增。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設餉，而導致軍費大增。
據戶部統計，嘉靖三十年，各邊餉銀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
而正稅、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
據戶部統計，隆慶元年底，太倉僅存銀130萬兩，而應支官軍俸銀135萬、邊餉銀236萬、補發年例銀182萬，三項通計總支出銀需553萬兩。
以當時的現銀當之，隻夠3個月的開支。
京倉存糧，也隻是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
這就使明王朝的財政拮據到了可怕的地步。】
“明朝皇帝沒有錢了，難道不會加高稅率嗎？”司馬衷麵露聰明的樣子，道：“他們的皇帝隻要把稅征到和我大晉一樣不就可以了嗎？”
“我大晉朝的稅收也很合理，天下安康。”
奉天殿內。
“瞻基啊，你以後無論如何都不要廢除掉大明的海貿啊！”朱棣語重心長的道：“你現在也不小了，朕是時候讓你看看我大明每年寶船出海的來往賬本了！”
朱瞻基目光炯炯，這可是皇家最大的秘密了，爺爺當真讓自己看？
“後麵的皇明子孫活得太窮了啊！難怪天幕上說這崇禎皇帝連自己內庫裏都掏不出錢來。”